鞠建东：国际经济学的伟大时代，呼唤“新国际经济学”理论｜《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专题巡讲

2025年5月9日-11日，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十四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25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在西南财经大学成功举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受邀参加，以“国际经济学的伟大时代”为主题作主旨演讲。

鞠建东在发言中指出，突破性理论创新是时代的产物，真正的理论创新依赖“时代、运气、天赋与努力”四个要素，首先是时代的需求，时势造英雄，然后是运气，没有时代的需求和运气，天赋再好、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突破性的理论创新。他阐述了当代国际经济学理论面临三大困境，并提出新国际经济学理论，即以增长为中心，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为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鞠建东表示，新理论需满足“说得通、有大用、有传承”三大标准，既需逻辑自洽，又能经得起现实检验，并扎根学术传承。最后，他介绍了《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书中构建的理解大国博弈的新理论框架，通过动态分析、多重均衡的方法，系统分析技术、产业、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博弈。

发言原文整理如下：

1. 理论创新源自时代与积累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钱理群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学术没能做到顶峰，我是‘没文化’的学者”。他表示，做理论创新是他最大的愿望，但是遗憾是自己做不到，其原因并不是不够努力，而是时代造成的。爱迪生名言“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后来者补充了“但没有这1%的灵感那99%的汗水也是徒劳”。这既是对努力和勤奋的认可，也强调了灵感和创造力的重要性。我同意钱理群先生的看法，突破性理论创新与真正的大师首先是时代的产物，然后是运气，根本性的理论创新首先是时代的需求、然后是运气、再然后是天赋与努力。没有时代的需求与运气，再有天赋与努力也难成大师。一旦时代有需求，运气降临，对于那些有天赋的人，努力就是一种责任了。

2. 当前国际经济学的三大困境

当前的国际经济学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分析框架存在割裂。这两个领域一个关注静态分工，一个聚焦跨期决策，中间并没有统一的分析逻辑。所以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比如跨境资本流动、全球的结构性失衡，都不能被解释清楚。我认为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涵盖两者的“动态结构分析”框架，用以打通理论边界并且提升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第二个困境是不存在最优国际利益分配。阿罗不可能定理表明，我们无法将社会偏好表达成社会效用函数，也就无法用最优化模型来求解社会经济问题，因此现代经济学无法回答不同人、群体、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利益冲突等社会经济问题。跨国环境下不存在统一的社会偏好，所以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社会福利函数在实际中难以成立。现在主流理论依旧习惯用“潜在帕累托改进”来解释政策，即通过补贴、协调机制去解决分配问题，然而这种逻辑在研究国家间博弈时往往是失效的。自由化政策通常被看作是标准答案，但现实里解决不了国家间结构性冲突的问题。

第三个困境是，国家之间的博弈过程中政策选择没有唯一解，而是呈现一种多重纳什均衡的结构，这就导致难以利用理论手段来判断优劣。比如当年美国推动中国加入WTO，但后来又提出“脱钩”，这种反复本质上是均衡在变化。问题在于，我们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还无法有效分析和理解这类群体行为和战略转移的过程，因此亟需从多种可能的路径中识别出一种真正符合现实的机制。

3. 比较优势难以解释增长，规模经济才是核心

静态的跨国资源最优配置并非国家利益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才是关键。国际贸易理论的起点从比较优势开始，比较优势决定国际分工，代表着静态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为什么美国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反对比较优势确定的国际分工？

首先，比较优势不一定能够保证经济的增长。在动态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传统比较优势模型可能固化“强国恒强”格局，甚至阻碍后发国家产业升级。其次，把贸易结果拓展到动态的H-O模型上，按照比较优势去实现增长的结果是穷国恒穷增长路径。

突破比较优势经济增长困境的关键在于规模经济。传统贸易理论在比较优势的框架下将规模经济视为产业内贸易的补充，却未回答其如何与比较优势协同驱动长期增长。Helpman-Krugman（1987）这本书将行业内贸易纳入到比较优势模型，即规模经济下的垄断竞争嵌入到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本质上是将规模经济作为比较优势的一个补充，并未将其作为一个与比较优势并行的“支柱”。美国需要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原因不仅在于比较优势，还出于获取规模经济的驱动。规模经济与动态结构的影响下，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需并重，而现有理论未能解答二者如何协同驱动增长。

从美国对华制裁和主张制造业回流可以看出，规模经济已经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支柱。因此我们不应该继续将其视为传统理论中的补充因素，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应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的双支柱。

4. 构建以增长为核心的“新国际经济学”理论

在前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提出了一套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新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以经济增长为理论核心，把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作为两个基本的出发点。同时，在方法论上引入了“动态结构分析模型”，将国际贸易的静态分析与国际金融的动态分析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下。同时，将国家之间“长期、整体、短期、局部”利益冲突纳入贸易争端分析框架，以及构建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匹配-失衡”模型和大国竞争的“增长-危机”模型，从而分析国家之间利益冲突与大国竞争，为我们理解当前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提供一套理论支撑。

5. 新理论三标准：说得通、有大用、有传承

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要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标准：说得通、有大用、有传承。

“说得通”指的是，不仅理论自身要逻辑清晰、结构自洽，更重要的是能把复杂问题讲明白。理论不应只是概念的堆砌，而应具备清晰的表达能力，服务于理解交流。有时候出租车司机讲国际贸易比一些专业学者讲得还要清楚，原因是他有能力讲出一个完整、清楚的故事。

“有用”是在说，理论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更不能脱离现实。你的理论如果不能解释正在发生的现象，不能通过数据验证，也不能为政策提供帮助，那它的意义就非常有限。真正有用的理论，是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是能为实践提供方向的。而“有大用”是指能指导、解决现实中的“大”问题。

关于最后的“有传承” ，我想说的是，一个理论不可能是凭空冒出来的，而一定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延续学术积累，不断演化出来的。新一代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既要能回应当下的问题，也要有系统性，能够在理论上不断拓展，在实践中切实落地。

比如“米兰报告”就很具有代表性，它在现实中操作性很强，但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缺陷的政策路径。据米兰报告判断，美国当前的结构性失衡根源在于美元长期被高估，进而导致了制造业外流和贸易逆差。基于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政策工具组合，把关税、汇率、安全当作核心，目标是重构资金配置机制和推动市场化调整，并意图突破传统经济学对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分科处理。这个组合在操作层面上是有一个递进部署的逻辑，从关税到汇率再到安全，形成了一个闭环。但问题在于，其理论分析存在显著局限性，工具虽然多，但背后没有系统的分析框架，逻辑结构分散，难以在学术体系里延续。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用，但有漏洞、缺乏传承”的典型案例。

因此，按照这三个标准，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现在的研究有多少是有用的呢？答案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6.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构建理解大国博弈的新理论框架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新书《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的主要框架。我们现在看到，国际贸易争端越来越多，自由贸易的理念也受到了很多质疑，这些都暴露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问题。这本书首先聚焦三个核心问题：“国际贸易争端为什么会发生？经济总量怎么增长？国之间怎么展开竞争？”我认为光靠资源配置解决不了增长问题，还需要有坚实的产业基础来支撑。在分析路径上，我从三条主线展开：一是经济基础，二是国际货币体系，三是世界秩序。

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了一个大国竞争的分析框架，包括六大竞争领域、三个关键要点、五个发展阶段，目的是更系统地把国家间的竞争逻辑刻画出来。这套理论体系引入了动态分析、多重均衡的方法，去看技术、产业、金融这些关键领域的博弈机制。我希望通过这种设计能够为理解大国战略互动，以及全球秩序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